1936年12月12日，西北古城西安突发“兵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了蒋介石。
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全国的舆论火焰。尤其是在共产党人心中，更是激起了滔天巨浪。
复仇的呼声
对无数经历过十年内战的红军战士和根据地民众来说，这仿佛是天赐良机。血海深仇，仿佛终于有了清算的机会。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及他对红军无休止的“围剿”，在革命队伍中积累了太多的怨恨。
许多牺牲的烈士，他们的血债，似乎在这一刻能找到偿还的出口。党内同志们的情绪普遍激动。
一种声音迅速占据了上风，认为这是终结蒋介石政治生命的最好时机，是扫清革命障碍的捷径。
根据地的军民，在得知消息后，更是群情激昂。他们高喊着“审蒋”、“除蒋”甚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
复仇的火焰，似乎已熊熊燃起。这种朴素而直接的感情，来源于长期压抑的苦难与牺牲。
当时，连中共中央的邓颖超同志，也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内心充满了兴奋。
她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最大绊脚石”，除掉他，就能为无数英勇牺牲的烈士报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尽管事变的爱国性质得到了肯定，但“审蒋”、“除蒋”的意见，确实占据了很大比重。
可见，在最初的震惊和兴奋中，“杀掉他”这个选项，在多数人心头，是何等直接且解气。
它看似是扫除一切障碍，迎来革命新生的“最优解”，是十年血泪期盼的终极答案。
然而，就在这片沸腾的复仇浪潮中，中共最高决策者之一的毛泽东，却力排众议。
他斩钉截铁地抛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论断，让许多人陷入了深思：“不能动蒋一根毫毛。”
这一决断，在当时无疑是“反常识”的。它超越了简单的恩怨情仇，展现出一种深邃的战略眼光。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让中共最终放弃了看似唾手可得的“最优解”？又为何选择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三张致命的牌
要理解“不杀”的决断，必须看清其背后潜藏的三张致命“牌”。任何一张，都可能让中国万劫不复。
第一张牌，是国民党内部的深层分裂。如果蒋介石被杀身亡，国民党绝不会因此走向统一。
相反，这只会为内部的亲日派系，提供一个名正言顺、借机上位的绝佳机会。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是这类亲日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他在蒋介石被扣后，表现得异常积极。他不仅主张对西安发动武力“讨伐”。
更是迅速调集了大量军队。有确切消息称，他指挥五个师的兵力，迅速集结于潼关。
这些部队，逼近西安城。何应钦的真实意图，并非仅仅为了营救蒋介石那么简单。
他更希望借此机会，取而代之，掌控南京政府的最高权力。
汪精卫等亲日分子，也蠢蠢欲动，欲借乱回国。他们希望趁乱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一旦蒋介石身故，何应钦这类亲日派便可名正言顺地打着“讨逆”旗号，掌控南京政府。
届时，中国将加速滑向亲日深渊。与日本侵略者的勾结，只会变得更加深入和猖獗。
这不仅会让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难以建立，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加速消耗中国本就孱弱的国力。
第二张致命牌，是全国响应的落空。西安事变虽然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广泛同情。
但在地方实力派层面，却并未获得广泛而明确的军事响应，形势比张学良想象的要复杂。
当时，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对蒋介石的态度固然复杂，甚至有所不满。
但他们对于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最高领袖的行为，却普遍持不赞成的态度。
他们更倾向于观望局势发展，或者通过调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参与一场针对蒋介石的武力行动。
胡宗南等二百七十五名黄埔系军官，联名通电，要求无条件放蒋。这清晰地表明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巨大影响力。
如果蒋介石被杀，张学良、杨虎城不仅得不到各方的鼎力相助，反而很可能陷入被全国力量围剿的境地。
这种情况下，“杀蒋”非但不能团结反蒋力量，反而会使西安方面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最终，这可能导致事变的发动者自身难保，甚至加速内战的扩大，让国家陷入更深的动荡。
第三张致命牌，是国际大国的直接干预。西安事变爆发，立刻牵动了国际局势的敏感神经。
尤其苏联和日本两大国，对此事抱有截然不同，但都极为关键的态度。
苏联，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者，对事变的态度是明确的强烈反对。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从客观上看，西安事变如果处理不当，将对日本的侵略有利。
苏联的担忧在于，如果中国因为内战而走向崩溃，那么远东地区就将失去一个牵制日本的重要力量。
这不仅会直接威胁到苏联自身的战略安全，还会打破远东地区的战略平衡。
因此，苏联向中共发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其务必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而日本方面，则借机指责西安事变受苏联的指使。他们甚至发出了威胁。
日本声明，如果南京政府在谈判中妥协，日本将采取“断然手段”进行干预。
这意味着日本随时可能以更强的姿态入侵中国，甚至趁乱扩大侵略范围，加速其侵华进程。
中国在当时已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任何不慎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后果。
“杀蒋”，就如同将中国这艘大船，置于国际风暴的中心。它不仅可能引发外部势力更直接的军事干预。
更会彻底打乱中国抗日的战略布局，让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
中共中央在事变爆发后的数日内，尤其是12月19日，经过长达六天的激烈讨论。
他们最终正式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一决策，是在充分分析局势后做出的。
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被派往西安，迅速摸清了张学良“逼蒋抗日”而非“杀蒋”的真实意图。
结合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的精准分析，毛泽东的“不能动蒋一根毫毛”的核心逻辑，就是为了避免内战扩大。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保留蒋介石的生命，是为了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以此号召并引导国民党走向抗日。这是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恩怨之上，从国家存亡的高度作出的战略判断。
英雄的殊途
和平解决的方针确定后，周恩来肩负起谈判的重任。他代表中共提出了“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等六项主张。
谈判过程充满波折与困难，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一度给和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在宋子文、宋美龄的先后斡旋和参与谈判下，蒋介石最终做出了三点口头承诺。
他口头答应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由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解决；以及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就在蒋介石做出承诺后，事变进入了最关键也最具争议的环节。张学良的选择，最终导向了两个英雄的“担当”路径分歧。
这两种“担当”，一个代表着中共的集体理性与长远考量，另一个则充满了张学良个人道义的悲剧色彩。
周恩来，作为中共的谈判全权代表，始终秉持着“程序担当”的原则。他深知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并不可靠。
他坚持，如果要释放蒋介石，至少也要获得可靠的书面保证，或者将释放时间向后推迟，以巩固谈判条件。
这是他对中共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更是对与张学良、杨虎城这些盟友身家性命的深切负责。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个人信誉抱有高度怀疑。他预见到，一旦蒋介石脱离控制，很可能会背弃承诺，并对张杨二人进行残酷报复。
然而，张学良却在最后一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的“道义担当”超越了政治的考量。
他认为，既然蒋介石已经口头答应抗日，那么就应该给他足够的“面子”，以维护其领袖的威信。
张学良决定以个人信义担保，并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他甚至认为自己应该“负荆请罪”，承担扣押领袖的全部责任。
这个决定，在杨虎城看来是极其危险且错误的。杨虎城坚持，必须有书面保证才能放人。
他与张学良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杨虎城甚至急切地质问张学良：“你可开枪打死他！”
这句话，透露出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自身和十七路军安危的深切担忧与清醒认识。
但张学良心意已决。在未获得书面保证、未通知周恩来、且杨虎城及其部下强烈反对的情况下。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飞离了西安，直返南京。
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感到震惊和痛惜。他将张学良的行为，比喻为“看《连环套》看坏了”。
这句比喻，精准地概括了张学良身上那种古典的忠义情结和对个人信誉的过分执着，在复杂政治博弈中的幼稚和悲剧性。
张学良的这一念之差，直接导致了他个人半生自由的丧失。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后，立刻背弃了承诺。
他随即下令将张学良长期监禁，从1936年底直至1990年才获释，长达五十余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个人代价。
尽管张学良的个人命运走向了悲剧，但他的这一选择，客观上确实促成了蒋介石的离开。
并且，为后续全国抗日局面的正式开启，画上了关键的一笔。西安事变，也就此落幕。
回望历史，“不杀蒋”的决策，并非简单地显示了软弱或妥协。它是当时中国避免亡国，走向团结抗日的唯一可行路径。
这一决策，将民族的最高利益，坚定地置于政党间的恩怨之上，展现了中共卓越的战略远见。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长期监禁为代价，但它从根本上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
它成功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历史的巨轮，由此转向了新的方向。
中共中央始终铭记张学良为民族做出的功绩。毛泽东曾称他为“民族功臣”，周恩来也视其为“千古功臣”。
中共长期致力于营救张学良，并持续地关怀他的安危。这种跨越政治分歧的尊重，令人动容。
张学良晚年恢复自由后，也坦承自己同情并拥护共产党。他坚持认为，发动事变是为国为民。
对此，他表示无怨无悔。在晚年访谈中，他批评蒋介石“为他自己”、“很窄小”，但言谈间仍有顾忌。
西安事变最终以其复杂而深刻的结局证明，在中国面临外敌入侵这一根本矛盾时。
内部的团结与和解，是比任何清算和复仇都更重要的力量。历史，终究给出了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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